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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同泰寺建成后，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取名大通门（大通是同泰的反语）。这样一来，他出宫门入庙门，出庙门进宫门，来来往往可就方便多了。这一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们说：自己看破了红尘，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真的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了同泰寺。
在同泰寺里，梁武帝住的是便房（一般房屋），睡的是素床，床上张的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葛帐，用的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乘的是小车，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要和寺内僧众一样打扫佛殿，和真和尚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他们一起到了同泰寺，给这位和尚皇帝跪了一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
为了统治全国僧尼，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首都僧官，总管建康僧侣），以法云为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要法超制定《要律仪》，共十四卷，命法正创立僧尼规诫。他又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蔬食（素食）主张。在这里，他不但禁食酒、鱼、肉，改行素食，还以所谓菩萨心肠禁杀众生。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百户虫命，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百户虫命。”他还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强制实行素食制度。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佛戒只规定“不杀生”，并未规定“不食肉”。无论是居家的佛教信徒所受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沙弥十戒”和“比丘二五五十戒”都未禁止食肉。所以，粱代以前的佛教僧侣，一般都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他决心要改变这一习惯，最后勒令僧尼一律素食。
梁武帝在其所撰《断酒肉文》里向僧尼们说，他之所以要僧尼们蔬食，乃是为了大家好，为了能使大家“远离地狱”，得好果报。所以，请大家“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发布后，仍有不少僧众对推行素食制度不满。这些僧尼以“律中无断肉及忏悔食肉法”为依据，和梁武帝大唱反调。他们振振有词：佛祖的节律中本无断肉及忏悔食肉之法，我们为什么要自行戒律，提出“断酒肉”呢？为了制服那些不服气的僧侣们，梁武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他发问，由“三律师”回答。当然，这“三律师”都是御用的。他们的回答都是按照梁武帝的旨意进行的。最后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一条：僧尼必须禁断肉食。
刚开始推行素食制度时，寺庙中的那些僧众，尽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揭露那些僧侣的劣迹，而是要强调他的素食主张。梁武帝的“断酒肉文”的理论根据，是《涅盘》等经的大乘教义。他以教义取代戒律，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迫于“皇帝菩萨”的权威，僧尼们只好就范。从此，我国便形成了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传统。于是，在世界佛教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中国的汉族佛教徒吃素。迄今为止，除了我国汉族佛教徒之外，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例如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等国）的佛教徒仍然都是吃荤的。而我国汉族佛教徒吃素这一传统的形成，则始于梁武帝。
梁武帝崇佛，不但要求广大僧众禁断肉食，而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他是很能吃苦的，经常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在同泰寺“舍身”时，他独对青灯古佛，“刺血经书，坐禅不食”，礼佛真正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的许多着作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即便在寺院当和尚，他也能“勤于政务”，“孜孜不怠”。他每天四更天便起床，念完早课，便对着烛光批阅奏章，很多诏令都是他亲手写成的。
梁武帝还把他在寺院的清规戒律的生活作风推广到皇宫内部。他下令，织锦花纹不得用仙人鸟兽形状，以免裁剪有失仁恕。这位皇帝每逢礼佛，都身着“乾陀袈裟”，他的臣子上奏表，亦称其为“皇帝菩萨”。
过了两年，也就是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梁武帝在同泰寺里举行了一次佛教的大典，叫做“四部无遮大会”。“四部”指的是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遮”就是没有阻隔的意思。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谁都可以参加这次大会。开会的这一天，寺庙里钟鼓齐鸣，乐队又吹又打，热闹非凡。佛堂里，香烟缭绕，拜佛的人一个接一个。梁武帝也身穿袈裟，口念佛号，带着一批大臣前来拜佛。他拜完了佛，又犯了当和尚的瘾，说这回非要当和尚不可，不愿回宫去了。
当晚，梁武帝便住在同泰寺里，依然是素床瓦器，和普通僧众一样。第二天，他到佛堂上为四部大众（即和尚、尼姑、善男、信女）开讲《涅崒经》。他知识渊博，讲得活灵活现，还真像那么回事。
大臣们又急坏了。他们到同泰寺劝梁武帝回宫，去了一次又一次，结果全白费功夫。最后，梁武帝放出话来，他已经是同泰寺的人了，要想让他离开同泰寺，非得积大德、做善事不可。怎么积德行善？大臣们思来想去，还得是老办法。于是，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方才于十月还宫。
第三次“舍身”，与第二次“舍身”相隔十五年之久。“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初八），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
，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灾。”
第四次“舍身”时，梁武帝已是八十四岁高龄：“太清元年（547年）……三月庚子（初三），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静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木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屏除。……乙巳（初十），帝升光华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夏四月庚午（初四），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十二日），百辟诣风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二十一日），服衮冕，御辇还宫。幸太极殿，如即位礼，大赦，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