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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已司空见惯，但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却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从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看，经济学与社会学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不仅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而且也应用于微观企业预算管理之中。可以说，经济学理论统率了西方企业预算的整个历史；社会学理论统率了我国企业预算理论与方法前30多年的历史，经济学理论统率了我国企业预算理论与方法后20多年的历史。虽然对纯经济学或纯社会学统率企业预算理论的反对意见此起彼伏，但是都因缺少恰当的理论支撑而无力回天。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为企业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宏观社会实践中，我们借助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非经济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如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1950)在犯罪、教育、家庭和许多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经济学洞见。我们也借助社会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经济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如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下的和谐发展等理念的产生，都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碰撞的火花。在微观企业实践中，我们认为，企业预算管理诸多理论与方法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在企业层面碰撞的结果。对企业预算管理的研究，应打破以经济学为惟一的理论基础的现实，更新把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成果作为边缘理论附带研究成果的认识，建立以新经济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理论。我们完全可以以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指导企业预算管理实践，为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其指导下对企业预算管理模式与方法加以改进。
我们把经济学与社会学相对分离称为旧经济社会学。在19世纪，经济学和社会学产生并各自都有一些好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倾听和尊敬。此时，经济学和社会学因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界，相处得非常融洽。
预算管理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于政府部门，美国率先将其应用于企业，以对相关的成本费用进行控制。理论基础的发展推动应用理论的发展，旧经济社会学与企业预算管理从产生的时间看两者一前一后，而且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早于社会学，使经济学一开始就成为了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的主宰，从而也就决定了企业预算以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焦点、相关成本费用控制为主要内容。其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叶，经济学和社会学两者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帕累托(Pareto)认为，经济学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理性行为以外的行为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总是愿意将人类设计为按照机械刻板方式行为的人。经济学重心脱离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专一地集中在经济利益问题上；而社会学只占据了经济学留下的一隅之地，用强调社会结构的方法，分析非经济的论题。因两者严格的分界，双方的漠视甚为严重，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在20世纪初，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企业预算管理，在泰勒“科学管理”学说的影响下，管理方法主要集中在标准成本控制和差异分析上，注重管理科学中的技术与工具，追求技术数学模型的完美性，预算多采用“自上而下”强加式的集权模式，对组织中人的社会关系因素考虑较少，使经济学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企业预算管理理论的主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社会学(后被称为“旧经济社会学”)。在他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之中，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非正式组织。“旧经济社会学”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企业效率问题，这些研究很少考虑或根本不去考虑人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就在同时期，企业预算管理研究的隐含目的就是界定出一种通用的最优过程与最优模式。以权变理论为基础，企业预算管理集权与分权思想也在此时得以产生和发展，组织理论、权变理论的引入打破了以经济学为基础的预算制定程序与模式一贯优于其他程序与模式的设想。使研究者感觉到企业内部组织因素也是影响企业预算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促使社会学逐渐成为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基础之一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市场有效调节机能受到了冲击。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经济社会学学者们则开始从宏观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非经济影响因素，企业预算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产生了动摇，留给了社会学一定的研究空间。
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众多研究者从社会学视角对企业预算管理进行研究，提出了参与式预算管理模式。Argyris于1952年通过实地调查认为，通过下级管理者参与决定自己预算目标的过程，可以减轻下级完成预算的压力，减轻管理者与下级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并能有效提高企业效率。他的这一观点与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参与预算程度与预算松弛的正相关性观点并不一致，这为我们进一步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参与预算与预算松弛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T．Parsons)等为代表掀起了经济与社会的经济心理学、经济人类学等的讨论。对于企业预算管理，Hofstede也于1967年研究发现，影响预算的行为呈现多因素性和复杂性，管理激励和工作的满意程度不仅受到预算严格性和参与的交互影响，而且受到某些社会因素缓冲，如上级预算的态度、上下级之间信息沟通的方式、他们的性格以及工作的关联性等影响(Hofstede，G.，The Game of Budget Control，1967)；Cammann(1976)认为，预算松弛是管理者防御不确定性的工具，实地研究中发现参与的减少导致防御和预算松弛的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