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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以所得税为其税制结构中的主要税种，所得税收入一般占其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大多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收入是最恰当的税基，因为它能大体上反映每个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经济学者曾不断地对最佳所得税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一、埃奇沃思的模式（Edgeworth‘s Model）
埃奇沃思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末仔细研究了最佳所得税的问题，他使用了以下列假设为基础的简单模式。
1.政府征收所必需的税收收入，其目标是使社会福利（个人的效用总和）尽量达到最大。用代数式来表示，设W表示社会福利，U[，i]表示第i个人的效用，那么所得税制应该使W极大化。
W=U[，1]+U[，2]+U[，3]+……+U[，n]
其中n是全社会的人数。
2.假定每个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而效用函数只决定于他们的收入水平。这些效用函数显示出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降的，因为当个人的收入增加时，他变得更好了，但收入的边际效用却下降了。
3.可利用的收入总数是固定的。
根据上述这些假设，社会福利的极大化要求每个人收入的边际效用相同。可是，如果效用函数是相同的，那只有相等的收入水平才能有相等的收入边际效用。这种情况对于税收政策的意义是很明确的：税收的设置应该使每个人税后的收入分配尽可能相等。特别是应该首先对富人的收入征税，因为他们被征税后所失去的边际效用比穷人要小得多。如果通过征税后，人们收入的边际效用完全相等了，政府还要增加额外的税收，那就只有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了。
所以，埃奇沃思的模式，是意味着一种激进的累进税制——即应该从收入的最顶端开始削平直到完全均等。这实际上对高收入个人的税率是100%.不过，这个分析中的各种假设是有问题的。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已经有许多人研究当某些假设放宽时，埃奇沃思的研究结果是怎样改变的。
埃奇沃思的分析中最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他假设社会可利用的收入总数是固定不变的。而这只有没收性的税率才假定为对总产量没有影响。现实情况是，个人的效用不仅决定于收入，也决定于休闲。所以所得税一定会干扰工作决策并产生超额负担。一个具有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因此面临不可避免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它企图分配税收负担以达到均等的税后收入分配，可是这样做了，将会减少可供利用的实际总收入。所以，在设计最佳所得税制时，必须考虑达到更均等的成本（即超额负担）。在埃奇沃思的模式中，假定达到更均等的成本为零，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一个完全平均主义结果的处方，因而是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的。
二、当代的研究
如果将工作刺激因素考虑进去，埃奇沃思模式的结果将会有多大的改变呢？1976年斯特恩（Stern）研究了一种与埃奇沃思模式相似的模式，但加上了个人对收入和休闲的选择。为了使分析简化，斯特恩假定从一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数如下式所示：
税收收入＝-α+t×收入
其中α和t都是正数。例如，假定α=3000美元，t=0.25（25%），那么一个具有20000美元收入的人将要纳税2000美元（=-3000+0.25×20000）。一个具有6000美元收入的人将有-1500美元的税收义务（=-3000+0.25×6000）。换句话说，这个人将从政府得到1500美元的补助（即负所得税）。
为了更好地了解其意义，现图示如下：
附图
在上图中，横轴表示个人收入，纵轴表示税收收入。当收入为零时，个人的税收负担是负的，即他从政府接受α美元的定额补助。此后每一美元的收入，个人必须交纳t美元给政府。所以t是边际税率，是个人挣取每一美元必须向政府纳税的比例。因为图中的几何解释是一条直线，所以把它叫